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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1977年至今四十年的殷墟甲骨断代问题大论战，涉及了甲骨学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了考古学的诸多知识，也涉及到了商代社会的诸多制度，不但促进了甲骨学、商代史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考古学科知识的应用与传播。
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断代研究，学者们前赴后继，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罗振玉、王国维开辟了以称谓和世系推定甲骨时代的先河。董作宾提出的“贞人说”和十项断代标准，建立的五期断代框架，开辟了甲骨断代研究的新局面回收微信号秒结网。陈梦家建立的“卜人组”断代方法，突破了董作宾五期分法的局限，蕴含着一个王世不是只有一种类型的卜辞，一种类型的卜辞也不只属于一个王世的新理念；他将董氏十项断代标准经过分析、整理，归纳成三大标准，指出了运用三大标准进行断代的程序和必须遵守的规则；他特别指出利用坑位断代要注意其层次；因各代同名者众，所以“人物”不能作为断代标准；也不能利用单独的亲属称谓进行断代；他的这些贡献将甲骨断代研究推向于更加科学。他考定
组、子组、午组卜辞的时代在武丁时期，纠正了董作宾的“文武丁卜辞的谜”的错误；他首次分出了廪辛卜辞和康丁卜辞；等等。这些成就将甲骨断代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自1977年始至今的四十余年来，诸多跨甲骨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们参加到对李学勤提出的“历组”卜辞的时代，以及伴生的“两系说”和“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的讨论，参加的人数之多、讨论的时间之长，在甲骨断代学史上都是空前的高价回收微信号秒结。学者们的讨论涉及到甲骨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促进了甲骨断代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中如张政烺先生考定商代的官制，指出“妇”是世代的“女官名”，他及多位学者先后举出的数量可观的甲骨文、金文例证，证明商代社会确实有“异代同名”的社会现象，此成果拔掉了“历组”卜辞提前论的根基。又如学者们对宾组卜辞与“历组”卜辞在祭祀祖先上所用礼仪的不同；与诸方国关系的变化；与某些方国的战争等等方面进行对比论证，进一步证实了“历组”与宾组、出组卜辞的时代绝不相同。再如引述考古学家苏秉琦、殷玮璋强调的考古地层学、坑位学在对考古遗物断代中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指出考定“历组”卜辞的时代，论证“两系说”的有无，利用“类型学”对字体进行的分类等，都必须要紧紧地建立在坚实的地层学、坑位学的基础之上，否则所有的说辞都是没有根基的臆说。还引述甲骨缀合大家桂琼英的告诫，缀合甲骨也必须要注意各片甲骨是否为同坑、同层而出，否则是不能保证缀合的正确的；由此推论对甲骨字体的分类，也必须要注意各片甲骨是否为同坑、同层所出。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甲骨断代讨论中，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甲骨出土的地层和坑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而在运用地层学、坑位学进行的甲骨断代讨论中，考古学者刘一曼、曹定云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充分利用了亲自参加的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1986、1989、2002、2004年小屯村中、村南的发掘成果，又引述了1928—1937年间的考古发掘资料，从甲骨出土的地层叠压关系、灰坑的打破关系上，详细论证了“历组”卜辞绝不是武丁至祖庚时期的卜辞，而应是武乙、文丁卜辞；“两系说”是违背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的；在“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中，必须“要根据地层关系”，如果“仅凭某些个别‘字’的写法变化，就去断定卜辞的时代，是不可取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首先运用科学的地层学、坑位学进行甲骨断代研究的考古学者，在甲骨断代学研究史上做出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贡献。
科学的地层学、坑位学被运用到甲骨断代研究中，就真正提升了董作宾断代十项标准中的第四项标准“坑位”在断代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陈梦家曾指出“坑位对于甲骨断代有相当重要的关系”。但在董作宾从事考古发掘的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还处在不太成熟、不太发达的初创阶段，当时董先生所认识到的“坑位”还只是指灰坑所在发掘区的“区位”，“区位”对断代的作用十分有限，故陈梦家告诫说：“坑以外我们自得注意层次”。现在，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与成熟，已建立起了科学的地层学、坑位学断代方法，陈梦家的期望终于得到实现哪里有回收微信号的。
今后的甲骨断代研究，仍然是需要利用董作宾十项断代标准中的九项（其中第四项“坑位”标准的含义已做修正；将第六项“人物”标准剔出），严格地遵循陈梦家整理、分类、归纳董先生断代标准后提出的三大标准的运作步骤和程序。以世系、称谓、贞人、坑层四大客观标准为主，以分“卜人组”的方法，结合方国、事类等其它标准，推定甲骨的时代；然后再探究各个时代字体的特征及其演变情况，再利用这些字体特征去解决那些客观标准如称谓、贞人、坑层不甚明确的甲骨的时代。而绝不能本末倒置地将字体作为断代的首要标准，以杜绝在字体分类中不可避免地加进主观臆测的成分，从而导致断代的错误。
李学勤在1977年说：“1933年董作宾先生提出的卜辞五期分法，早已陈旧了”。1996年，他自诩自己的断代方法是“自陈梦家先生‘三大标准’以来，又有了重大进展，标志着该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但经过四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的论辩证明，李先生提出的所谓断代新问题、新观点，方法是错误的，其诸多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相反，经过四十多年的论辩证明，董作宾、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说尽管有需要补充、修正、完善之处，但其断代理论是科学的、适用的，他们提出的断代标准和断代方法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李学勤的新观点新方法确实是对董作宾、陈梦家断代理论的一个反向大“突破”，但四十多年来的论辩证明其“理论”是不科学的，其方法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理论”，而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见《孟子·尽心下》），他们将甲骨断代研究引入了繁琐的、混乱的局面。由于李先生及其几位支持者在学界颇有些名声，所以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不谙考古学的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甲骨学者陈炜湛1986年在长岛古文字研讨会上所说，对甲骨断代问题有两怕：“一怕烦琐哲学，二怕有人把水搅浑，搅浑易，正本清源难。”事实确实如此。由于甲骨断代对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至关重要，所以尽管“正本清源”难也要坚持做到底，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笔者在此也愿意坦承，通过四十多年来的甲骨断代问题的大论战，在客观上确实也推动了甲骨断代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无疑也是一大益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