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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文字形体结构的流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在汉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形体结构是处于一种时缓时急、或微或著的演变之中。
西周东周金文的形体结构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按这一种模式演变着。但是，金文的流变既不同于殷商时的甲骨文，也区别于秦小篆、隶书等形体结构的演变，它有自己的面目和特征，一条独特的演变轨迹。
因为它处于一个既不同于甲骨文，又不同于小篆、隶书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给与之相联系的文字演变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赋予了鲜明的特征。和两周金文的形体结构的演变相联系的时代特征，主要有以下这些：
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数以千计的形体结构在没有人为的统一规划背景下自生自灭，自我演变。这一点和甲骨文时代相同，而和秦统一小篆以及其后政治集团对文宇的规范有很大的不同。
两周金文形体结构继承了甲骨文并加以发展，这时还处在从不大定型到逐步定型，从不大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之中。
大量形体结构的演变表现出：继承——演变——灭亡，或者是继承——演变——流传的不同命运。中间出现了许多次的尝试，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有的则成败兼有。
两周金文时代是奴隶制达到鼎盛，继而由盛至衰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时代。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人事的日繁，促使语言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文字数量的激增。
这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如何高效率地创造新的形体结构，如何使这些形体结构和语言联系得更为紧密，等等。这也是两周金文区别于前后时代的不同背景。
两周时代，文字的使用已从殷周甲骨文仅掌握在少数史官的手中一步步地解放出来，渐已普及到下层。
这样，文字就极大地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两周金文在极广的范围中被数量众多的人士运用着，从而演变着。
以上这些鲜明的特征，使金文的演变和甲骨文、小篆、隶书的演变不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两周金文演变的漫长岁月中，各个阶段上的演变也是各具特色的。
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把金文看作一种整体的凝固的形态，这是缺乏历史的考察。上述我们分析的诸特征也是和两周时代的各个阶段相对应的，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特点而区别于另一个阶段。
因此，西周早期的金文形体结构的演变不同于中、晚期，而西周金文形体结构的演变又异于战’,因此，金文的演变就表现出了丰富的层次性。
如若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恰如确定了织植坐标轴，就能够据此描述出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的轨迹。
这一轨迹，既可显示出异于其前后时代的演变特点，又能大致反映各阶段的特点，即每一层次的特点。为了描述这一轨迹，首先要将两周铜器文字予以分析。
郭沫若先生着眼于器物出现和绝迹、形制纹绩的变化，将青铜时代分为四期：中国青铜器时代大率可分为四大期。第一，滥觞期，大约当于殷商前期。
第二，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第三，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第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这种分期法产生于1934年，在当时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从今天来看，这种分法还不够十分科学，在资料的使用上也不方便。
随着出土青铜器的增多，涌现出许多断代的标准器，可分别确定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和宣王时期。
根据标准器排比器主世系为线索，专家们建立了比先前更为科学的断代标尺、分期依据。现代学者一般把西周分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从武王至昭王，中期从穆王至夷王，晚期从厉王至幽王。东周分为四期，即春秋前期从平王东迁至国王末定王初，后期至敬王末。战国前期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350年左右，其后至公元前221年为后期。
根据以上分期，我们认为，西周早期金文的形体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表现在对甲骨文形体结构的继承上，其次是演变因素的积聚。
西周早期是一种直线式积累，即是沿着甲骨文形体结构发展的直线方向积累变异的因素。这种演变的因素由少到多地积累，至西周中晚期便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征。
如新形体结构的激增，偏旁部首的增加和趋于成熟，形声结构的迅速增长，汇成了这一时期演变的高潮。
春秋时期处于过渡阶段，形体结构演变又趋于缓势，先是顺着西周晚期的路走，而到春秋晚期则开启了战国之异，孕育着第二个演变高潮。
战国时期，各国分治，自创形体，文字形体结构发生急遽变化，又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如形体结构演变出现了较大的地域性，形体结构在民间的使用中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省变、讹变。
形声结构更占绝对优势，并直接开启了小篆和隶书。这些特征汇成了金文演变的第二个高潮。
因此，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的历史轨迹，应是西周早期承接甲骨文的直线式积累，到西周中晚期形成第一次演变高潮，经春秋时期的过渡，到战国形成第二次演变高潮。
商王朝至末世，社会的各种矛盾发展到了顶点，出现了“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与“如蜩如螃，如沸如羹”的局面。帝乙帝辛又倾全国之兵攻东夷，国力愈益空虚。
陕西中部的周族乘机东进，商军“前徒倒戈，以攻于后”,倾刻瓦解，周终于取代了商。在武王灭商之前，西周的青铜器基础薄弱，至今没有发现过一件载有铭文的典型器物。
武王灭商以后，由于掠夺了大量青铜器和俘获了人数众多的青铜工匠，从成王开始，西周的青铜制造业才开始发达起来。
从武王至昭王时期，铜器铭文的形体结构主要表现为对殷商的继承，同时是演变因素的出现和积聚。
继承的明证，武王时期的铜器只有两件是有明确纪年的，即传世的天亡殷和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公社出土的利簋。天亡殷八行七十六字，利篮四行三十二字。
这些字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我们还可以用周代的甲骨文印证。西周甲骨文最早曾在河南洛阳泰山庙、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发现过。
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发掘长安张家坡西周居址时出土了一片有字甲骨，以后在北京昌平白浮村相继发现了一些。但数量很少，不过十多片。
直至1976年才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宫室建筑基地发掘出大批周甲骨，有字甲骨二百九十二片，共计九百零三字，绝对年代虽不能确切断定，但早起文王晚至成康，则大致可以确定。
从这些甲骨片上，我们也可看到西周早期的文字形体结构基本上是继承商甲骨文的。
继承的原因周与商是姬姓和子姓的两个不同部落，但是从《史记·周本纪》、《诗经》、《竹书纪年》等典籍中知道，武王灭商以前的周族为殷的附庸，是殷在西方的一个读国，离周之间关系密切，由来已久。
从考古材料看，殷周文化各起源于不同区域的龙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互相影响，殷文化形成较早，影响较强。
周与商同出于龙山文化，语言相通，那么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继承影响关系也可明瞭。
文字的学习和使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经常变动，定型便于学习使用，使文字完成记录语言、作为全民性交际工具的任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殷周迭嬗，周胜殷负，殷铜器成品大多为周人所接受，铸铜工匠和书者亦多为周人所容纳，转为周人服务。
同时周人俘虏了商人的大批工奴，把商代的技术全部搬了过来，因此，商末周初的铜器非常相似，有的达到了难以分辨的程度。
演变因素的积聚西周早期金文形体结构继承殷商甲骨文的形体结构是主要的，但同时又不断有新的因素出现和积聚。
首先，周早期的生产力比殷有了很大提高，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的变动和发展，促使语言和记录语言的文字也相应地发展变化。
其次，殷周之际政治文物制度出现异常激烈的变革，如周人立子嫡制度、完整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关系，还实行按辈区分、借以维持贵族中的血统等级的昭穆制度，以及建立了“尊天敬德”的思想统治和繁文缛节的礼乐制度。
关于这些变革，王国维论之甚详。我们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些变革，也促进了文字的演变。比如甲骨文中从心的字基本没有，西周早期却出现了从心结构的字，到西周中晚期就更多了。
这说明周对商来说，人们对于心的知识和实际使用的需要已大大不同了。周人已需要用表示心理的字来反映当时的一部分社会存在和意识。
又如，易字在甲骨文中常用作祭名，如“易日”,少数例子用作“锡赐”义的锡字，而西周早期金文就专用易字作为赐锡义，没有用作祭日讲的，实际上是殷周间祭祀制度变革的反映。
再次，周对殷文化来说，由于所处地域及风俗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比如从周原卜辞看，周人历法和殷商显然不同，周人四分月相，殷人三分月卜旬；周原卜骨钻凿多为方孔，殷为圆孔。
又如周人称殷常写作衣，比如岐山甲骨文H11+3“衣王田，至于帛。王隻田。”衣王即殷王。天亡殷：“丕克乞衣王祀。”殷也作衣。24小时高价回收微信号
可知周人有自己的习惯。再如周原甲骨文字较之商甲骨文已有省改，如受(受)有多处常省为受。在线回收微信
另外在周早期铜器上可以看到好多新的形体结构，如武王写作整，文王写作玫；甲骨文只有又字，又可表示“有”字，但甲骨文中无“有”字，周早期盂鼎开始另造新形体结构“有”字。
总之，这种演变的因素由少到多地积聚着，到了西周中晚期便汇成了许多区别于商的鲜明特征，于是酿成了演变的第一次高潮。
1.《观堂集林》卷十《股周制度论》。
2.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246页
3.岛邦男分甲骨文基本形体为一百六十四个，可参见他的《股虚卜辞综类》卷首。
4.高明文见《古文字研究》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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